极少数中国名人死亡后应土葬于他们的家乡——从巴金逝世谈谈死亡文化问题名人,大概有两种,一是当世就已经在国家社会中出了名的人;一种是当事人生前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死亡之后却因为后人发现了其留下的各种人类文明文化成果具备重大社会应用价值而出名的人。应该说,后一种名人的可靠性最大,因为,他们是经历了历史过程的筛选出来的名人,其价值是货真价实的。而前一种名人,则不是那么可靠,他们虽然在当世就已经成为社会名人,但是,他们的留下的文明文化成果还没有经历过历史的筛选,因此,他们今后是否是过眼云烟人物还是历史名人,都还需要历史时间及空间去检验证明。笔者是坚决反对在中国搞什么“现代文学纪念馆”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剧烈的社会革命史,由于种种原因,二十世纪以来的一大批所谓的“文学家”,本质上并不是像曹雪芹等人那样的纯粹文学家,他们这些“文学家”大多是一心一意要拯救中国人民出封建苦海的“仁人志士”,他们,其实是一批自以为是的“革命者”。笔者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反复论证过了,任何时代的“革命者”的价值都是相对意义上的,且具备强烈的时代功利性,因此,他们留下的言论或者文明文化成果,时代的局限性也非常大,一旦时过境迁,他们和他们的成果,绝大部分很快就会成为过眼云烟,只有极少数“革命者”的文明文化成果能够经受得住历史时空的检验。因此,中国给距离那么近的一批中国“文学家”修建纪念馆,是很不负责的,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科技产品如果不经过试验的程序,是不能够直接面市的,这个道理,目前许多人都知道了。但是,对于那些人文社会领域里的名人文化现象,同样也存在着一个千古不变的类似于科技试验程序那样的历史时空的筛选程序,这个道理,目前好像就有许多人不明白了。笔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能够被后人所能够铭记的那些“革命者”的文学家或者文化名人,恐怕屈指可数,就像现在随着人们对西方文化和自己传统文化的合理性的深广反思,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大批以反传统和贩卖西方文化为已任的文化名人的价值进行重新估价的那样。这就是说,修建于199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纪念馆”,恐怕本身就是应时的政治产物,若干年之后,大凡是笑柄!但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名人”,尽管有历史相对性和历史绝对性的特征,但这是就国家的历史需要而言的。这就是说,国家性的名人,必须需要经历历史时空的严格筛选,但对于这些“名人”的家乡人来讲,他们就可以超越这些约束,而是可以长期去纪念他们心目中的名人,这些“名人”对于他们的家乡人来讲,更多的是一种激励后生奋进的教育形象。中国近现代史的那些“革命者”的文学家或者文化名人,究竟有多少人能够经受得住今后历史时空的筛选,这很难说,但是,笔者认为,巴金可能是其中的一位,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作品非常丰富,可以供给后人去尽情筛选检验,还因为巴金身上的一些特质是光彩的!在文艺人员被“国家干部”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我不知道还有哪个所谓的作家能够像巴金那样不去作协讨饭吃,而是主动自己养活自己。恐怕就因为这一点,这巴金就已经是个能够经受得住历史时空检验的名人了。人类历史上,文学艺术人员要依靠国家党政机构去养活自己,这些文学艺术人还要削尖脑袋往“国家干部”编制队伍里钻,且以此为荣,而不以此为耻,这,本身就是个“奇迹”!不说外国,就说中国吧,中国历史上的文学艺术家,究竟有哪个是被官家包养出来的?!即使是像苏东坡这样长期为官的人,文学艺术的创作,那也是他的业余之作,并不是他当官的主业。至于中国更多的像四大名著那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大多都是在民间茶馆聊斋里依靠说书卖艺而问世和名世的。这就是说,这几十年来,依靠国家党政去养活自己的文学艺术家们,丢人都丢不起,他们难道还要流芳百世么?!死亡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谁都知道,国家社会的凝聚力主要来自于一个国家的伦理制度文化,而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伦理的载体,大凡是宗教、习惯、法律这三大社会存在形式,而宗教,是一个国家民族的道德伦理的主要载体。中国虽然早在汉朝就在世界上率先进入了世俗国家形态,也就是超越了通过宗教的力量去治理国家的时代,但是,中国汉朝并不是没有自己的另外凝聚力形式,而是“以孝治国”的。这就是说,中国的“孝文化”,是中国国家民族的道德伦理的主要载体,家庭孝道,当然不算是宗教,但却是界于习惯和宗教之间的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因此,放弃和破坏了中国的“孝道文化”,几乎就是抽掉了中国的立国之根基。宗教,肯定是构建在死亡文化基础之上的,世界上的所有宗教场所,几乎又都是墓园场地。中国的宗教当然也有死亡文化的成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孝文化,因此,中国的宗教场所,死亡文化的气氛不是那么浓郁。相比之下,中国的孝文化承担着中国道德伦理的载体作用。孝文化,是可以与时俱进的文化形式,其比宗教更为灵活应时。由于文化名望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因此,当一个人成为了社会名人之后,对他的纪念,恐怕也就不仅仅是家属家庭之事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能够经受得起历史时空检验的文化名人的墓地,往往会在成为名胜之地的原因吧。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其实,乡不在大,有名人则望。笔者这些年在外旅行,走了不少历史名人墓地,真是感慨不已。比如,湖北襄樊的古隆中,就因为是诸葛亮的家乡和有一座据说是诸葛亮的墓地,因此,这里居然就成为了旅游胜地,门票还好几十元。在湖南凤凰,笔者对沈从文的墓地的感慨特别深,因为,沈从文在生前就已经开始不断把自己的物品送回老家,他本身是打算土葬回老家的,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沈从文死后还是被火化了,因此,凤凰地方部门现在在凤凰给他建立的墓园,是埋葬的骨灰。但是,凤凰县利用沈从文的老家搞了个收门票的纪念馆。笔者在参观毛泽东和邓小平家乡故居的时候,也很有一些感慨。毛泽东的故居当然出名很早,但是,由于毛泽东遗体至今没有回韶山,因此,韶山的旅游始终处于一种不冷不热的情况之中。笔者在韶山看到,至今,韶山地方老百姓还给毛泽东留着一块据说是毛泽东自己看好的风水宝地,他们一直巴望着毛泽东遗体能够尽早回故乡,以带动韶山地方的旅游经济的发展。而邓小平故居尽管现在也被列为了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是,由于邓小平的骨灰已经抛洒掉了,因此,四川广安的地方旅游,至今也是有缺憾的。既然死亡文化是一种重要的传统文化资源,且中国乡俗孝文化又是中国道德伦理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在目前已经普及了火葬的情况下,还是应该灵活一点,不要火化那些历史文化名人,把他们的遗体送回自己家乡去土葬。笔者注意到,历史上凡是埋葬在在家乡的历史文化名人,不管他们后来是否能够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甚至有的人还会在后来名声发臭,但是,他们的家乡人都会以浓郁的乡情去全力保护自己的老乡的墓地,这就是说,名人葬身自己家乡,是最保险的,绝对不会遭受掘墓鞭尸的情况。笔者不知道现在巴金的家属和上海及其四川当局是怎么在处理巴金的遗体问题,笔者到是希望这三方尽快协商,开一个先例,灵活掌握死亡文化尺度,不要火化巴金,将巴金送回他的家乡土葬,这样,也为地方的旅游经济和文化底蕴增加一点分量。如果协商需要时间,可以先把老人冷冻防腐,万万不要急于火化!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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