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见证佛教的荣光与世界文化遗产 有人认为敦煌莫高窟非凡的艺术就是大乘佛教所描绘的净土世界的一部分。历史上莫高窟所在的敦煌是文化、传统与商品交流的城镇,包括丝绸、金银珠宝和语言的交流。受佛教教义的熏陶,该遗址成为了和平、和谐、容忍与敬仰的典范,莫高窟的中国佛教艺术极大地丰富了灿烂的佛教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佛陀认可的审美创意   作为圆满觉者(Samma-sambuddha)以及以克服人类苦难为主旨的新的精神传统的创建者,佛陀阻止任何妨碍生灵从轮回中解脱的一切事物。早期审美创意对佛陀来说就非常重要,关于这一点,《律藏》在佛与其弟子阿难尊者的一次会面中有过描述。在讲述为僧团成员准备僧袍时,佛陀以摩揭陀国的稻田为例,建议用不同布片拼缀出迷人的僧袍图案。佛陀本意是制作看起来很不错的僧袍。在尊者阿难制作出佛教僧袍后,佛陀称赞了阿难对其旨意的理解与领悟{1}。在梵文佛典《大譬喻集》中,佛弟子目犍连有创意地使用车轮图案来表示佛说法。佛陀批准并许可将该图案绘制在僧院外壁上{2}。这可能就是佛教生死之轮(梵文Bhavacakra)的起源,而且这一标志也见于后来的佛教艺术作品中。   在僧团的居住地,美学的影响更加重要。最初,僧人居住在山林郊野,如芒果林、洞穴、墓地或公用大厅等{3}。接着,人们修建了更多更舒适的场所供僧团使用。佛陀允许僧人接受这种施舍,并赞美这种场所自然迷人(vihare karaye ramme){4}。然而,佛陀也限制使用性行为的艺术形式,比如描绘浪漫或色情的场景,这在僧团中是被禁止的{5}。相反,佛陀更愿意将重点放在佛陀生涯的四大圣迹上。《大般涅槃经》指出这几个地方是:佛陀诞生地蓝毗尼园、佛陀成道地菩提伽耶、佛陀初转法轮地鹿野苑以及佛陀涅地拘尸那罗{6}。对这些圣地的崇拜,以及对舍利塔或支提窟中的佛陀圣物崇拜都得到了发展。这些寺庙的壁画与佛陀生涯有关,这种佛传故事从古代的印度和斯里兰卡传播到世界各地,如巴米扬山谷、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的佛教王国、敦煌莫高窟的佛教艺术与经卷等。   佛教艺术的发展与演化   在早期佛教艺术中,佛陀并不是以人的形象来描绘的。佛陀涅后的四百多年间,佛陀是以早期象征形式来表现的,如皇家华盖、足迹、车轮、菩提树等。随着佛教的传播,佛陀的表现形式也得到了发展,比如在历史遗产地犍陀_和秣陀罗出现的佛像。随着佛陀形象的演化,虔诚的佛教信徒也开始了叙事性的故事画创作,包括佛陀前生的佛传故事,佛教弟子以及与佛教相关人物的故事等。除了敦煌以外,其他石窟体系也有丰富的佛教艺术遗存,如印度的阿旃陀石窟和斯里兰卡的丹布拉石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许多世纪中,众多地区的很多人都对佛教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敦煌莫高窟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现存有492的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3000尊彩塑。这些数量庞大的作品表明了人们虔诚信奉佛陀及佛教教义。   敦煌艺术的多样性反映了遗址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一佛教宝藏的创建始于公元366年,并一直持续到14世纪,创作了大量的佛教艺术作品。这种繁荣也许得益于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战略地位。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商人和佛教徒往返于中亚与中国内地,包括古代都城长安。作为人流量较大的贸易枢纽,佛教的图画也随着商队而逐渐显现,那些山水、城镇与寺庙的绘画反映了当时繁忙的活动场景,这些富有美感的创作揭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宗教与生活方式。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慷慨支持,使佛教僧人能够进行佛教史迹故事画的创作。从居住设施、修习佛法的石窟寺以及佛教社区的公共佛堂等可知,敦煌也是四面八方佛教信徒的朝拜圣地。   创意作品的教育价值   佛教史迹故事画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其审美价值。敦煌的佛教作品是佛教僧院生活的记录,有助于我们了解佛教教育的重要性。中国的皇室赞助者认可佛教的价值,这解释了他们对创建广泛佛教艺术的支持。除了绘画和雕塑中的可视性创作品之外,敦煌还拥有公元5―11世纪之间的约6万件手稿、印本及其他残片。1900年藏经洞文物的发现揭示了关于佛教文化以及其他共存文化的更多信息,比如道教、拜火教以及世俗文献等。但是,古代宝藏被后世发现并不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对数百万热爱和平的人来说,巴米扬山谷大佛像的损毁就是重大损失,它提醒人们,政治与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对无知者进行教育,并提供保护与保存文化遗产所需的知识。   幸运的是,敦煌莫高窟遗址获得了很多赞助者的帮助,正是他们延续了古代中国的赞助传统与文化守护,感谢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政府机构,他们使遗址保护成为可能。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进一步使我们认识到该历史遗址对佛教徒以及全人类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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