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传统食品花馍:里面的佛教文化因子 逢年过节,北方的主食自然离不开“面”。过了腊月就是“年”,在节日的食谱中,最具观赏性的面食莫过于花馍了。 明清时代花馍已经盛行,一般认为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从敦煌宗教文献来看,花馍的宗教起源应该更早。1997年,日本友人青山庆示将收藏的8件敦煌写卷,捐赠给甘肃敦煌研究院。其中,《佛图澄所化经》的内容为灾难预警的劝谕传贴,里面涉及的“龙虎蛇饼”尤其值得注意。佛图澄确有其人,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赵的著名神僧。按照梁代《高僧传》记载,佛图澄是西域人,在罽宾学习佛法,公元310年来到中国弘法。后世关于佛图澄的传说很多,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中也有体现。如初唐323窟北壁东侧中部,有描绘佛图澄的许多神异故事。 《佛图澄所化经》大体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记述了东晋时代的和平四年(357年)正月初一,河内郡温县刘起之等15人入山砍柴,遇大风迷路。天晴后,从空中飞来一鸿鹄,落地化为一老人,自称佛图澄。第二部分是佛图澄向人们言说灾难:泰山东门崩,鬼卒将抓大批男女去修理东门,此后还要流行瘟疫,十死九亡。第三部分是众人听从佛图澄的劝导避难,第一是要做龙虎蛇饼(将面食做成龙虎等形状),人各持七枚食之,并一日一夜转经行道;第二是要抄写经文传贴,用布包在肘后,鬼不敢近。 《佛图澄所化经》中提到的龙虎蛇饼,即是现在我国西北地区广为流行的花馍的雏形。花馍创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古代文献记载颇为罕见,《佛图澄所化经》为我国西北地区花馍的历史形态留下了宝贵的文献资料。该经文中提到,为了躲避灾难瘟疫,佛图澄告诫众人:“汝急作福,可得度世,三家五家,随村大小,共作龙虎舌(蛇)饼,人各持七枚食之,一日一夜转经行道,可得度世。期(其)诽谤不信受者,受(寿)终致恶,必作,病厄右七月八月,想难可度世。”从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花馍制作的宗教性。从《佛图澄所化经》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中后期,我国北方民众制作花馍有重要的宗教性含义——为了祈福消灾。现今,我国西北不少地区仍然保留着食用花馍可以祈福消灾的风俗遗迹。 花馍制作具有民俗时令性。经文中,佛图澄是农历正月初一告诫民众“汝急作福”。可见,制作花馍的时间是一年的年初。若在年初春季未作花馍,过七八月有灾难发生。这说明现今西北人花馍迎春的习俗,在魏晋南北朝中后期就已经具备雏形了。 花馍制作具有集体性。制作花馍必须聚集全村民众共同参与,“三家五家,随村大小”,是集体性的食品制作加工与聚餐行为。花馍制作具有工艺性。如果按照现今流行的花馍制作工艺的贴花型、变体型、插花型的分类来看,魏晋南北朝中后期的北方花馍,可能更近似于“贴花型”或“变体型”,即花馍选取龙、虎、蛇等动物为模拟对象。至于是做成类似浮雕的“贴花型”,还是捏成动物形态的“变体型”,目前还很难判定。但从“人各持七枚食之”来看,当时的花馍体量应该不大。否则,一个人不可能吃7个花馍。由此可以判定,当时尚未出现富丽堂皇的一个大馒头上插若干小面花、乃至好几层的“插花型”花馍制作工艺。 花馍又被成为礼馍,学界常将花馍视为古代金石礼物的替代品,是远古图腾崇拜的产物。而中国本土出现的佛教伪经《佛图澄所化经》,虽然带有浓郁的中国本土元素,但无疑将我国的花馍文化植入了佛教的因子。佛教自两汉之际,经丝绸之路,从印度经过中亚传入我国,到魏晋南北朝,已经有数百年的发展历史。不仅对中国本土上层知识分子的哲学思想有着深刻的影响,也与下层民众社会产生了广泛的互动。我国西北是佛教从陆路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佛教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影响力,中国本土的花馍文化受到外来的佛教观念的影响,花馍消灾祈福的寓意得到重新诠释与加强,这对花馍食品在北方地区的进一步流行,花馍食品作为民众集体性民俗活动中时令食品地位的巩固,以及花馍制作中模拟对象的选择与确定、工艺的创新与完善,无疑都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中印文化的深入交流,为中国传统的花馍食品的普及和发展、创新,带来了有力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经佛教文化重新诠释的“花馍”——龙虎蛇饼,是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创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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