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唐宋禅宗的兴盛 与士人群体的推动密不可分 编者按:2019年10月10日至14日,2019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在美国召开。凤凰网佛教受论坛组委会邀请赴纽约全程报道本届论坛。论坛期间,中、加、美三国佛教界和学术界济济一堂,共论“觉悟在人间:禅的精神与实践脉络”。美国国际华严会秘书长黄平平与四川大学IDMR学院历史学博士赵娓妮联名提交了论文《禅宗与中国传统士人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的互动》,他们在论文中回顾和总结了禅宗“中国化”前后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中国传统士人在禅宗的“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禅宗的空前兴盛和繁荣,亦于士人群体的参与与推动密不可分,他们的诗歌是这方面影响的集中体现。凤凰网佛教摘录黄平平、赵娓妮论文如下: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佛学在中国的表现,一为理论,二为解决生死问题,三为表现在诗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时候,理论因其精微便行之不远,只能关在庙里;而生死问题的解决也变为迷信。这时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资以作为诗文的材料,韩昌黎虽然排佛不遗余力,倒常采用佛学材料做些诗文赠给和尚。” 他并且还总结说:没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教禅学也不会有它已有的情形;而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以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理学)也不会是那个已有的样子。可见,禅与诗歌与文化、学术发展至唐代,早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彼此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传统士人思想文化整体人格基础的话,那么此时,“禅”已成为他们的普遍的文化个性。诗歌,则正是这种“禅”的个性表现尤为集中之处。 中国诗歌的历史先于禅,但自从有了禅学之后,尤其禅学兴盛的盛唐以后,文人开援禅入诗之风。至晚唐,则又开始将禅与诗歌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亦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亦达致一个更高远的境界。 禅对诗歌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佛教来至中土以后,为中国人,尤其是作为读书人的士人,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思想影响。禅的思想为中国士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观察与思考世界的角度,令他们耳目一新。具体讲,就集中体现在钱钟书先生所讲的“悟”与“妙悟”上。他说:“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又举《思辨录辑要》所说为例:“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而“人性中皆有悟”。对于古代士人而言,研究禅学或通过参禅而悟到“无我”,则难免生出对生命、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幻象之感慨。此种感悟,正是他们借助诗歌的语言所努力加以思考和充分抒发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士人充满禅意的诗歌甚多。此处仅略举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人物。 谢灵运出身东晋世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多才多艺,诗名远播,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被誉为中国山水诗的奠基人,且终生钻研佛、道,注释佛教经卷、著述佛文字,亦与寺僧过从甚密,即使对于他自己从小接受熏染的儒家学说,也认为:“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典为指南耶?” 故素以通佛理禅意为其志,所作诗歌中充满了释家法意。他临终前所作《临终诗》中有“送心正觉前”一语,即使在大难临头之际,仍不忘表达他欲求正果的素志。 之后,在禅宗开始兴盛的唐代,古代诗歌的发展亦恰好到达了最为昌盛的时期。王维当属其中的佼佼者。王维为唐开元时期科举及第并仕进者,是标准的古代士人。他擅长诗歌、工于绘画,其诗名可谓著称于世。而佛教、禅学亦正是他终身的研究和爱好,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很容易发现。试以常为人所引用的《过积香寺》为例: 正如《唐宋诗举要》所言,王维此诗正是“幽微夐(xiuan)邈,最是王、孟得意神境。”《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则言:“极状山寺深僻幽静,篇法句法字法入微入妙。‘毒龙’,佛喻欲心也,用以收局,不失佛氏面目。” 当然,唐代信佛参禅的士人及其禅意的山水诗有很多,除了王维为其中的著名代表外,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孟浩然、韦应物等,此处毋庸一一列举。 唐以后,禅学亦大兴于宋代,与儒学相互碰撞、相互融通,这也正是宋代理学诞生的大致过程。宋代士人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在维护儒学传统地位的同时,禅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亦深深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和文学创作。正如唐代诗作不乏禅悟境界的作品一样,宋代亦如之。 宋代士人,尤其士大夫,很多均曾经力排佛教的影响,不料最终却与禅宗缘分匪浅:研修佛经、参禅悟道,甚至皈依佛门者频现。即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均大致拥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一向富有诗名,禅悟的色彩频频反映在他们的诗作中。诗人黄庭坚算是宋代诗人诗作最具禅意者,他亦被认为是将理学与禅学高度融合的代表。试举他诗作中几处具有禅意的诗句为例: 治心养气、求取心灵宁静,以致于禅悦,这正是黄庭坚平日所最为讲求的修养,诗作的字里行间无处不蕴含禅机。为此,黄庭坚被誉为真正站在诗学、理学和禅学交接处的重要人物。 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也是站在儒学正统立场之上力排佛教影响的具有重要学术思想影响的人物。然而,事实上朱熹即使在日常闲暇中仍会不忘捧读佛经,亦不乏对佛教禅学研究探寻的热情。在朱熹的诗作《久雨斋居诵经》一诗中,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不难看出,佛教禅宗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仅对一般士人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即使对朱熹这样的理学巨擘,其影响也是相当明显及深入的。并且这种影响远非士大夫们仕途人生失意之时的一时自我安慰可比,相反,宋代士人对佛经与禅学理论大多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且不乏相关的著述,禅宗之于士人群体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寻求暂时的隐遁与逃避。也正因为此,他们将儒学的理论引入了佛教禅学之中,其结果是,同时也必然进一步丰富了佛教禅宗的理论思想。 禅宗的诞生是佛教中国化最为著名的标志,其中不但存在着佛教相关各宗派的互相发明和影响,更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家、玄学及儒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历代释家僧人的贡献,亦离不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士人的贡献。由于科举制这种中国古代人才选拔考试制度的存在,读书人,即士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的重要阶层,在四民社会中居于首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佛教、禅宗每一次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中,士人均发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士人群体对推动禅宗的产生及其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富有贡献的作用,是事实上将禅宗推向昌盛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不难发现,历史上何时佛教、禅宗为士人整体所重视、参与,则佛教、禅宗何时处于鼎盛。 编者按:2019年10月10日至14日,2019中美加三国佛教论坛在美国召开。凤凰网佛教受论坛组委会邀请赴纽约全程报道本届论坛。论坛期间,中、加、美三国佛教界和学术界济济一堂,共论“觉悟在人间:禅的精神与实践脉络”。美国国际华严会秘书长黄平平与四川大学IDMR学院历史学博士赵娓妮联名提交了论文《禅宗与中国传统士人思想及其诗歌创作的互动》,他们在论文中回顾和总结了禅宗“中国化”前后的历史背景,并指出中国传统士人在禅宗的“中国化”的过程中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唐宋时期禅宗的空前兴盛和繁荣,亦于士人群体的参与与推动密不可分,他们的诗歌是这方面影响的集中体现。凤凰网佛教摘录黄平平、赵娓妮论文如下: 汤用彤先生曾经说:“佛学在中国的表现,一为理论,二为解决生死问题,三为表现在诗文方面的佛教思想。可是到了向下衰落的时候,理论因其精微便行之不远,只能关在庙里;而生死问题的解决也变为迷信。这时只有在文学方面尚可资以作为诗文的材料,韩昌黎虽然排佛不遗余力,倒常采用佛学材料做些诗文赠给和尚。” 他并且还总结说:没有魏晋南北朝的文化特点,恐怕隋唐佛教禅学也不会有它已有的情形;而没有隋唐佛学的特点以及演化,恐怕宋代的学术(理学)也不会是那个已有的样子。可见,禅与诗歌与文化、学术发展至唐代,早已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状态,彼此的关系尤为密切。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传统士人思想文化整体人格基础的话,那么此时,“禅”已成为他们的普遍的文化个性。诗歌,则正是这种“禅”的个性表现尤为集中之处。 中国诗歌的历史先于禅,但自从有了禅学之后,尤其禅学兴盛的盛唐以后,文人开援禅入诗之风。至晚唐,则又开始将禅与诗歌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的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亦使得这一时期的文人诗歌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角度亦达致一个更高远的境界。 禅对诗歌所以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佛教来至中土以后,为中国人,尤其是作为读书人的士人,产生了尤为重要的思想影响。禅的思想为中国士人打开了一个新的观察与思考世界的角度,令他们耳目一新。具体讲,就集中体现在钱钟书先生所讲的“悟”与“妙悟”上。他说:“学道学诗,非悟不进”,又举《思辨录辑要》所说为例:“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而“人性中皆有悟”。对于古代士人而言,研究禅学或通过参禅而悟到“无我”,则难免生出对生命、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幻象之感慨。此种感悟,正是他们借助诗歌的语言所努力加以思考和充分抒发的内容。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士人充满禅意的诗歌甚多。此处仅略举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人物。 谢灵运出身东晋世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多才多艺,诗名远播,一生中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山水诗,被誉为中国山水诗的奠基人,且终生钻研佛、道,注释佛教经卷、著述佛文字,亦与寺僧过从甚密,即使对于他自己从小接受熏染的儒家学说,也认为:“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典为指南耶?” 故素以通佛理禅意为其志,所作诗歌中充满了释家法意。他临终前所作《临终诗》中有“送心正觉前”一语,即使在大难临头之际,仍不忘表达他欲求正果的素志。 之后,在禅宗开始兴盛的唐代,古代诗歌的发展亦恰好到达了最为昌盛的时期。王维当属其中的佼佼者。王维为唐开元时期科举及第并仕进者,是标准的古代士人。他擅长诗歌、工于绘画,其诗名可谓著称于世。而佛教、禅学亦正是他终身的研究和爱好,这一点,在他的诗歌中很容易发现。试以常为人所引用的《过积香寺》为例: 正如《唐宋诗举要》所言,王维此诗正是“幽微夐(xiuan)邈,最是王、孟得意神境。”《唐诗选脉会通评林》则言:“极状山寺深僻幽静,篇法句法字法入微入妙。‘毒龙’,佛喻欲心也,用以收局,不失佛氏面目。” 当然,唐代信佛参禅的士人及其禅意的山水诗有很多,除了王维为其中的著名代表外,还有刘禹锡、柳宗元、孟浩然、韦应物等,此处毋庸一一列举。 唐以后,禅学亦大兴于宋代,与儒学相互碰撞、相互融通,这也正是宋代理学诞生的大致过程。宋代士人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在维护儒学传统地位的同时,禅学对他们的学术思想与理论体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亦深深作用于他们的审美取向、艺术旨趣和文学创作。正如唐代诗作不乏禅悟境界的作品一样,宋代亦如之。 宋代士人,尤其士大夫,很多均曾经力排佛教的影响,不料最终却与禅宗缘分匪浅:研修佛经、参禅悟道,甚至皈依佛门者频现。即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均大致拥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一向富有诗名,禅悟的色彩频频反映在他们的诗作中。诗人黄庭坚算是宋代诗人诗作最具禅意者,他亦被认为是将理学与禅学高度融合的代表。试举他诗作中几处具有禅意的诗句为例: 治心养气、求取心灵宁静,以致于禅悦,这正是黄庭坚平日所最为讲求的修养,诗作的字里行间无处不蕴含禅机。为此,黄庭坚被誉为真正站在诗学、理学和禅学交接处的重要人物。 朱熹为理学之集大成者,也是站在儒学正统立场之上力排佛教影响的具有重要学术思想影响的人物。然而,事实上朱熹即使在日常闲暇中仍会不忘捧读佛经,亦不乏对佛教禅学研究探寻的热情。在朱熹的诗作《久雨斋居诵经》一诗中,描述了这样的情景: 不难看出,佛教禅宗作为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潮不仅对一般士人产生了无比重要的影响,即使对朱熹这样的理学巨擘,其影响也是相当明显及深入的。并且这种影响远非士大夫们仕途人生失意之时的一时自我安慰可比,相反,宋代士人对佛经与禅学理论大多有着十分深入的研究,且不乏相关的著述,禅宗之于士人群体的意义远远超越了寻求暂时的隐遁与逃避。也正因为此,他们将儒学的理论引入了佛教禅学之中,其结果是,同时也必然进一步丰富了佛教禅宗的理论思想。 禅宗的诞生是佛教中国化最为著名的标志,其中不但存在着佛教相关各宗派的互相发明和影响,更融合了中国传统道家、玄学及儒学的内容,这其中既有历代释家僧人的贡献,亦离不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士人的贡献。由于科举制这种中国古代人才选拔考试制度的存在,读书人,即士人,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中的重要阶层,在四民社会中居于首位。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佛教、禅宗每一次在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中,士人均发生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传统社会中的士人群体对推动禅宗的产生及其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极富有贡献的作用,是事实上将禅宗推向昌盛的最重要的社会力量。不难发现,历史上何时佛教、禅宗为士人整体所重视、参与,则佛教、禅宗何时处于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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