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成吉思汗崇尚道教,初以道教为国教对于各种宗教,一视同仁,各教在社会上,遂得同等传播的机会。后元代统治者改变政策,应该指出,《化胡经》仅是引起这次释道之争的导火线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则是全真道势大。与之相联系,这次佛道大辩论,并不在判定《化胡经》之真伪,而在于佛教要扩大影响以及要彻底消除初期佛教通过赴会老子传教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才是这次释道斗争的本质。据刘基曰:”元者祥迈等,妒中国道教之经典,皆天章龙文之书,琅函玉笈之典,时儒者多尚之,释氏归道者十有七八,祥迈乃论胡主忽必烈,尽焚中国道藏经书,其令有曰:敢有收执片纸只字者,勿赦。自是中国道藏经书始绝,时值宋遇倾圯,胡虏乱华,离明有晦,幽阴侵阳,故也。  自靖康徽钦北狩,当金虏乱华之日,羌胡乃作,灭中国大道之书,至胡元二百七十二年之问,所作妖书九十卷,假以唐人道宣、道世、玄疑、智升、法琳等所作,而灭中国之道,其辩伪录有曰:使大罗玉帝魂惊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胆落於三清之上,万天教主羞赧难神,九府洞仙惭惶无地[7] ,毁天帝,灭孔老,眨黄帝之恶,言不可尽书。盖黄帝乃继天立极之始祖也,老子乃唐之祖也,安有当时之人自灭时君之祖,岂中国人自灭中国之道,实辽金胡元之人所作。宋理宗端平间,因胡寇钞边,乃得是书一二卷,帝览书叹曰:纵尔百千万卷,只以中国夷狄之道论之,其高下不待辩而可知矣。“然而发生这种境况也于道教把经典秘而不宣,这种形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这次修藏的意义也等于是全盛时期的全真道举全教之力提前搜集道家经典孤本帮助佛教集中毁版。释道之争自元宪宗五年(1255)开始,一直持续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历时近三十年,经过了元宪宗蒙哥与元世祖忽必烈两朝皇帝。从参加辩论会的阵容看,佛教的阵容已居压倒优势,不仅有汉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包括多位被尊为国师的僧人,如那摩等,形成一种咄咄逼人的架势。对全真道特别不利的是蒙古统治者的态度。据《至元辩伪录》载,早在1256年,西僧那摩和少林长老福裕再上和林时(李志常未去,张志敬等也未会面),元宪宗即对僧人们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归其本,各自夸衙,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①如果此记属实,表明宪宗完全倾向佛法,主持会议的忽必烈(宪宗蒙哥之弟)也必然持此态度。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基本上决定了这场辩论只能以全真道的失败而告终。事实正是这样,当会上僧徒们对全真展开猛烈批驳之后,全真道徒毫无招架之功(可能有所辩驳,而被《辩伪录》作者削除了),而奉旨进行“证义”的姚枢等人立即宣布“道者负矣”。一场规模很大的辩论会竟如此结束。接着忽必烈宣布“如约行罚”,又下令焚伪经45部,归还佛寺237所。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毁经事件,许多全真道宫观变为寺院。全真道深受重创,元气大伤。全真道遭到这次失败之后,处境更加困难;但此公案尚未了结,在时隔23年之后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教徒又发起了第二次大辩论。原因是佛教徒奏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阳、河中府、关西等处,仍有道藏伪经经板未焚毁。王圻《续文献通考》将此事系于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谓:“至元十七年二月有言道家伪经尚存者。”大概佛教徒早在至元十七年二月已将上述事上奏朝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才受理此案。此时,江南已统一于元,道教一方,虽然加了正一天师和大道教掌教,但仍不能与元室崇信的佛教相匹敌。因此,考证结果,仍不利于全真,认定道藏数千只有道德二篇为老子所著,其余皆后人伪,佛教徒因奏请“自《道德经》外,宜悉焚去。”这次辩论之后,道教方所剩名山大川已经寥寥,然焚经的范围却大大扩宽了,除《道德经》之外,全部道书俱在焚毁之列。至元十八年的第二次佛道大辩论,最突出的特点是焚毁道经(不再是名山大川之争)。而且焚毁令的贯彻是较为坚决的。即使因张留孙之请,使斋醮科仪书之焚毁得以稍弛:或因偏远地区禁毁不力,使少数经书得以藏匿而幸存,然而道藏经板和大部分经书皆未逃脱火焚之厄。故经此一炬之后,道教的许多经书都失传了。赵孟颐《玄教大宗师张公碑铭》云:“或以道家书当焚。上(指元世祖)既允其奏,裕宗(世祖皇太子真金)以公(指张留孙)言请臼:‘黄老之言,治国家有不可废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论定所当传者,俾天下复崇其教。”⑤张留孙)遂密启裕宗:‘黄老书,汉帝遵守清静,尝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愿殿下敷奏。’后上大悟,召翰林集贤议定上章祠祭等仪注,讫行于世。”虞集《张宗师墓志铭》也说:“上用言者焚道家经,裕皇以公言入告,上为集廷臣议,存其不当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废。”据此,有关斋醮祠祭的道书允许保存,其余道经,特别是道家哲学义理、牵涉佛道关系的道书、传记、崇道书等,则须坚决焚毁。在禁毁的道教经书中,有老子传记、哲学理论、帝王崇道记和佛道论战之书,另有混杂上述内容的道经也未能幸免。如《历代皇帝崇道记》、《玉玮经》、《帝王师录》、《化胡经》、《出塞记》等。被禁道经大多在此次焚经之后已不存。从此记录历代佛道论战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单方面的记录诉述。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诠理答难》才得窥见佛道论战真貌。也是导致后世道教术多学少的原因。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阙经目录》,即明正统刊藏时校《元藏》所阙之目录。”粗略统计,共阙794种2500卷,相当于半部明《正统道藏》被烧毁。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对韵》中所说的“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的现象。 如革命回忆录《铁流千里》里:封建统治阶级不仅在政治上压迫着农民,经济上剥削着农民,并且在人格上、肉体上侮辱着农民,有的地区的地主恶霸居然还保持着中世纪残无人道的“初夜权”。少林寺的和尚也拥有大量土地,周围几十里内的农民大多是他们的佃户,有些所谓“六根清净”的和尚竟公开要挟佃户说:‘有闺女的种水浇地,有好媳妇的种好地,有烂媳妇的种烂地,没有女人的开荒地!’少林寺佃户的闺女没人家愿娶,小伙子没有人家愿嫁,家家都有一篇惨痛的血泪史。“《郁达夫文集》中所述的浙江诸暨避水岭西山脚下的石和尚,“从前近村人家娶媳妇,这和尚总要先来享受初夜权”,其宗教伤害的方式与西方有所不同。 没办法,政权要打压道教,毕竟趴舔的不如佛教懂姿势。然后就被后人说成了理论不如佛教。所有的辩论,裁判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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