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源于印度,两千年前传入中国。由于传人时间、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体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为了适应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佛教从开始传人时就特别注意与中国文化调和,如承认教权必须服从皇权,中国的僧人必须向王者跪拜,维系封建伦理道德等。在宣扬孝道上,北宋僧人契青《孝论·叙》称:“夫孝,诸教皆尊之,而佛教殊尊也。”明末僧人智旭在《灵蜂宗论》中也称:“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这是中国佛教区别于西土佛教的显著标志。 释迦牟尼(前565一前486年或前563一前483)是佛教的创始人。他毅然放弃印度北部释迎族净饭王朝的继承权而出家求道,经过长期苦修而证得涅架,从而获得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大智慧,据此创立教团。 佛教认为,其他宗教都属“世间法”,惟有佛教属“出世间法”,因之只有佛法才是世间无上的真理,只有佛法才能真正解决超脱生死问题。对此,佛教有一套系统的教义。《四圣谛》、《十二姻缘》和《三印法》是佛教的基本教义,其基本精神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即“苦”、“缘”、“法”。 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惟有阪依佛教才能最终摆脱人生“苦”海。《四圣谛》就是讲述这一道理的真理,乃佛教的总纲。其中,“苦谛”认为人生有生、老、病、死和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阴盛这八苦。“集谛”是指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致苦的原因有二:一是业,此为苦的正因,人的一言一行皆为造业;另一是惑.认为烦恼是痛苦的助因,此乃由欲望而引发的。“灭谛”是指要断灭世俗诸苦创始的原因,提出了佛教出世间的最高理想即涅架(“灭度”、“圆寂”)。《四圣谛》认为,人要摆脱人生之苦,只有板依佛法,潜心修道修行。修道的方法概括起来就是《八正道》,即:“正见”,要有正确的认识;“正思维”,要求远离妄念;“正语”,要符合陀佛教导;“正业”,要有正确的行为;“正命”,要过符合佛法的生活;“正勤”,按正确方法修道;“正念”,对佛法要有正确的信念;“正定”,专心修习禅定。 这八种方法概括起来就是戒、定、慧。戒即遵守戒律,修积功德;定指断绝一切惑业,获得佛智;慧是指通过最高深奥的慧心作用,得到修行的正果。佛教的戒、定、慧和道教的精、气、神修炼的方法同儒家的修心方法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修身养性文化的重要内容。 《三印法》是《四圣谛》和《十二姻缘》两者的高度概括,三印法意谓三种判断,印证是否为真正佛教教义的标准。三印法:一为“诸行无常印”,谓一切现象皆生灭无常;二为“诸法无我印”,谓一切现象中都没有常一不变的主宰者;三为“涅寂静印”,谓如实现无常无我的真实,便会证得寂静安乐的涅架这一最高境界。其中尤其是“诸法无我”,被强调为“印中之印”,是佛教与其他宗教理论的分水岭。三印法 是佛法的基本原理。 中国佛教对儒、道二家,多取和会融通的温和态度,一方面肯定儒、道二教有与佛法相通的学说,具有社会教化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儒、道之说不究竟,有理论漏洞。对其他宗教中的出家修道者,佛教相当尊重,宋代以降,僧、道关系相当融洽,可以互相在对方的寺庙中“挂单”(投宿)。 《四圣谛》、《十二姻缘》和《三印法》体现了佛教的人生哲学精神,不托于天降神授,而以教祖释迎牟尼禅思的体验为源头;也不信造物主,不事鬼神,甚至不重权威,而以“法”为最根本、最高的归依,“法”被认为是本然如是的真理,并非佛所创造,佛只是“法”的发现者和证实者。佛教中多处强调:即使对佛所说的法,也不能因其出于权威者而盲目接受,必须以自己的理性去思择,通过修行实践去证实。所以印度和前苏联的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认为,佛教(主要指原始佛教即小乘佛教)为无神论的宗教者。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寮国等都是以小乘佛教为主。 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国的佛教信仰以大乘佛教为其主体。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理论上,小乘主张“我空法有”,即“我”是空的,而“法”是真实的,而大乘佛教主张“我法皆空”,认为一切都无固定的物质实体存在,从而完全否定了客观事物的存在;二是在佛陀观上,小乘视佛陀为导师,并把他看成是僧众中的一点,而大乘不仅如此,还无限神化了佛陀,佛陀成为神通广大、威力无比、大慈大悲、全钾全能的最高人格神,并认为三世十方还有无数的神;三是在修道上,小乘主张自度,而大乘主张兼度,即不仅自度,而且要普度众生;四是在修果位上,小乘把达到涅架境界的阿罗汉视为最高果位,而大乘认为人人有佛性,并且把“贤有情”、“利益重生”的菩萨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五是在经典上,小乘忠于佛说,多为短篇纪实的文体,而大乘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佛陀的思想,多为长篇的托言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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