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和东亚地区文化与政治的影响 中国佛教博大精深,自汉唐以来对中国和亚洲地区的文化和政治发生过积极影响,尤其是周边的日本、韩国、朝鲜和南洋一带。在我国历史上,古代帝皇和当代伟人中,不但有板依佛门研究佛法者,而且更是身体力行,如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年),饭依佛门受菩萨戒,以佛法治国,在位长达48年之久。隋文帝杨坚((541-604年),统一国家后,大兴佛教.发展生产,出现百姓富庶、仓储充裕。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受菩萨戒,能任用贤能,从善如流,闻过即改。视民如子,不分华夷。开创“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万国来朝”。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本是和尚出身,建国后,实行让步政策,促使生产发展,社会安定,史称洪武之治”。清世祖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1638-1661年),二十余岁时就惊觉世间无常,饭心佛门,法名“行痴”,号“行痴道人”。曾写了《赞僧赋》,表达他向往出家的生活:“天下丛林饭似山.钵孟到处任君棍;黄金白玉非为贵,惟有装v披身难。 联为大地山河主,忧国忧民事转烦。……”①清圣祖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61-1722年),步其父皇后尘,勤政爱民,治国有方,开创“康乾盛世”。他不但找个韩守德做替身,代他到京郊龙凤寺出家当和尚①,而且还亲手抄写了数十部佛经,其中最精美最珍贵的御笔写本,是墨笔楷书白绩精抄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清世宗雍正皇帝爱新觉罗·撤镇(1678-1735年),号称“圆明居士”.他被公认为中国帝王之中唯一的真正亲参实悟、直透三关的大禅师。雍正是一个改革型的皇帝,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可称楷模。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1711-1799年),笃信佛教,法名“长春”,板依大清国师章嘉法师(1717-1786年)门下,使“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当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年)认为:“佛学为哲学之母,救世之仁,研究佛学可以补科学之偏.国民不可无宗教思想,盖教有辅政之功,政有护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杉,并行不悖。”联合国秘书长潘墓文表白他的人格品行时说:我“从小就接触佛教,并学会行善积德的道理”。 我国历代文人学士、达官贵人对佛学也都赞誉不绝:宋代范仲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为官清正,爱民如子的思想植根于佛法之中,他在《上执政书》中慨然而言“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优”,可谓真正到达了“无我”的境界.又在千古流传的不朽名作《岳阳楼记》中写道:“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激励后人的千古绝唱。近代民族英雄林则徐(1785-185。年),一生虔心奉佛并真实履践,受佛法熏陶,并深信力行,莫定了终生坚持以“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的做人做事准则。他尝撰联语为座右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切,无欲则刚”,“荀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1839年9月巡视澳门后,他在前山写了《十无益格言》:“存心不善,风水无益。父母不孝,奉视无益。兄弟不和,交友无益;行止不端,读书无益。做事乖张,聪明无益;心高气傲,博学无益;为富不仁,积聚无益,巧取人财,布施无益,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淫逸骄奢,仕途无益。”这可以说是林则徐的学佛心得,对我们具有深刻的教育和鞭策意义。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章太炎(1869-1936年)指出:“佛教的理论,使上智人不能不信;佛教的戒律,使下愚者不能不信。通彻上下,这是最可用的。”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梁启超(1873-1929年)认为:“佛教为最崇贵圆满之宗教,其大乘教理尤为人类最高文化之产物。”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鲁迅(1881-1936年)说:“释迎牟尼真是伟大的圣哲广美籍科学家爱因斯坦提出:“如果说有哪一个宗教可以应对于现代科学要求的话,那一定是佛教了。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瘸子,没有宗教的科学是瞎子。” 在上述两类人中,饭依佛门,研究佛法最有成就者,要推周恩来。他年轻时曾一度饭依佛门①,研究佛学。1939年春.周恩来到南岳衡山为游击干部训练班作报告。当时南岳寺院的僧人以丘赞、演文法师为首,组织了一个救亡团体—“南岳佛教救国协会”,决心为抗日事业尽一份力量。但是他们的惫见很不一致,演文主张成立一支僧军,奔赴抗日战场,直接同日本鬼子拼杀,而丘赞认为杀生是犯了佛门戒律,彼此争执不休,便请周恩来“裁决”。第二天,周恩来到上封寺后,高度评价僧人们的爱国热情,但提出不必成立僧军的主张。谈话将要结束时,丘赞请周恩来题词,周恩来便在宜纸上写下:“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八个大字.丘赞望着题词,沉吟了一会道:“弟子斗胆请教.先生题词‘杀贼’与‘学佛’联系在一起,于教义是否相符?”周恩来笑着解释说:“阿罗汉的第一个汉译是‘杀贼’。不杀除烦恼之贼.就成不了阿罗汉。我写的是‘杀贼’,不是‘杀人’。这个‘贼’,当然是指佛教中不能容忍的歹徒,现在日本强贼正在大批杀我同胞,我们不把杀人的贼杀掉,怎么普度众生?这是善举,杀贼就是为了爱国,也是为佛门清静。你们出家人只出家没有出国,所以同样要保国爱国。抗战就是杀贼,杀贼就是抗战爱国。” 周恩来把“杀贼”与“学佛”紧紧联系起来。使得丘赞不得不从心理上承认杀贼的合理性,接着又把“杀人”与“杀贼”这两个关系区别分清,将“杀贼”提高到“普度众生”、“善举”这样的佛家最高教义上来认识,最后说到抗战救闹的大目标上来,真是步步为营,循循善诱。丘赞听后激动地说:“周先生真是博学,精于教义,通晓佛理。我明白了,只有上马杀贼,才能下马学佛。我们出家人也要投身抗日,手持戒刀,上马杀贼。”②于是,笔者联想起不少佛教大德们,据史志记载,清末民初宁波天童寺有位开悟高僧慧明法师,他只字不识,经过禅修成为讲经法师。他佛学造诣颇深,德高望重,以脱落著称,民国初期任灵隐寺住持(方丈),曾开讲《华严经》大法。民国七年(1918年)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驭,著名的艺术家、教育家、思想家、革新家李叔同先生(1880-1942年)在杭州虎跑大慈定慧禅寺(简称“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出家,法名“弘一”,是年九月依慧明法师受具足戒。民国十七年(1928年),蒋介石下野后,回奉化老家,途经杭州时到灵隐寺游览,慕名慧明法师的道风,特地到方丈室拜访,遍觅不得。后去菜园,才看到慧明和尚穿着短衫破袖衣,手持粪联,在那里泼菜。蒋介石爱他的解脱风度,觉得他坦率自然而没有做作,也就站在菜园里同他攀谈了一会。 晚年,慧明将全寺事务交由弟子却非和尚料理,自动退居,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圆寂,灵骨被起塔供养。可见,中国佛教能够不断发扬光大、传播到东亚各地,确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弘扬,也是一种国际性的善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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