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禅宗文化”在武汉 “武汉”作为汉传佛教禅宗、净土宗的发源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武汉有着浓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武汉的宗教文化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便不断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品格和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是一次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传播在这个历程中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行为,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于东汉时期传入湖北。随着各朝不断演变,佛教文化与独特的武汉文化不断融合,武汉佛教形成了“鄂州译经,襄阳奠基,玉泉立宗,荆州弘扬,禅起蕲黄”独到的弘法途径和模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外延,为推动武汉城市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黄武-三国孙权的年号)印度僧人维祗难携《法句经》来到当时的武昌(今鄂州市)译经传法,这是湖北佛教历史上首次见到经文。两晋南北朝时,佛教进入全盛阶段,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印度僧人竺法从洛阳出发沿途宣讲佛法至江陵。东晋著名高僧道安大师派弟子慧远法师等人率400余僧众来到襄阳。道安在襄阳整理佛典、编纂经目,用“无在万代之前,空为众形之始”的论点扬弃格义;倡导以释为姓,确立戒规;倡导以释为姓,确立成规,派遣众教徒传教四方。 道安法师派弟子到荆州弘法时,信仰的僧徒不分行业,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他们协助建造寺院,塑雕佛像,译经注书,开坛讲经,佛教一时大兴,接收了大批当地信众。极旺的香火使得国内外众多僧侣慕名而至,荆州一时间成为东晋时期湖北弘扬佛教的中心。其弟子县翼曾主持长沙寺,此后又主持新建上明寺,僧人近千人,规模十分宏伟。时道安的弟子惠远、惠持,路经江陵南下时,都曾挂锡上明寺。后惠远从江陵东下浔阳(今九江),登庐山建东林寺,倡净土,终为南方佛教领袖人物。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朝著名的高僧智者大师前往当阳奉诏建寺,隋文帝赐额“玉泉寺”,提出“五时八教”和“一心三观”的佛教教义,创立了天台宗。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朝高僧道信法师(即禅宗四祖)应蕲州道俗法师之请,入黄梅破额山(今名双峰山)聚徒修禅传法,蕲州道俗为他依山造寺,创正觉禅寺(现四祖寺)。道信在正觉禅寺以其所制《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道三十多年,“诸州学道,无远不至”。荆州四层寺法显、神山寺-玄爽等众多高僧大德常来参访问道,门徒曾多达五百多人。他倡导集众传法,农禅双修,成为禅宗的奠基人,后将衣钵传给了他最得力的弟子弘忍法师(即禅宗五祖)。 弘忍法师继承和发扬了道信法师的禅法,主要有二依: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师利般若经》的一行三立,大弘宗风,接引品群。后因四方来学的人日多,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或“黄梅禅”。由于弘忍法师对禅宗的大力宣扬,加之道信法师的“十大弟子”法如、神秀等,皆传化一方,一时间出现了“天下无寺不禅”的辉煌局面。后弘忍法师于正觉禅寺传法六祖惠能,因此,佛教界确认,“禅宗应初创于道信,形成于弘忍,发展于慧能”。 在中国佛教古代发展史中,湖北武汉佛教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无法估量的卓越贡献。后各朝 (宋、元、明、清等 ) 继续获得大力的传扬,虽然多次遭到劫难,但依旧兴旺,香火不断。近现代的湖北佛教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的战火洗礼,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的大肆破坏,很多的僧院被毁于一旦,传播佛教文化的事业一度中止。1978年后,武汉市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开始重建被毁佛教建筑,整理修复贵重宗教文物,收回被占寺宇,召回僧人,恢复方丈制,大力支持恢复佛教古刹风采。武汉现存的寺庙:南朝修建的宝通寺,唐代创建明代重修的莲溪寺,清朝的归元寺以及明朝的卓刀泉寺都已对外开放,供信众参与活动,也给普通受众提供了烧香拜佛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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