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设这个时代的礼乐文明,以及如何在宗教层面通过人生礼仪的构建来安置人生的意义?11月底,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组织召开的首届尼山礼乐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圣源书院召开,中心议题为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的丧葬礼仪,以及当代中国儒家丧葬礼仪的改革。 11月25-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室组织召开的首届尼山礼乐文明论坛在山东曲阜圣源书院召开。蒙论坛主办者赵法生研究员不弃,我有幸被邀参会。举办方设计的中心议题为儒、释、道和民间宗教的丧葬礼仪,以及当代中国儒家丧葬礼仪的改革。因殡葬改革是我多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兼之当下以“殡葬改革”为主要议题的会议又非常少见,因此我对会议充满期待。 这里有必要提一段插曲。2016年11月,有21名国内著名儒家学者联名倡议保护民间传统的丧葬礼俗。倡议书发表在“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上,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也针对这一呼吁写过一篇评论性的文章,对倡议书的内容和观点提出过自己的看法,并呼吁建立一套适合时代发展的殡葬礼仪体系。因此当接到会议的专门邀请后,有朋友曾开玩笑地问我“是否要单刀赴会”。说实话,我内心确实有些紧张。不过,仔细想想又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那篇评论是本着足够的“同情之理解”去写的,是一篇心平气和的学理性讨论。再者,即便是“鸿门宴”,如若能碰撞出思想的火花,也值得去闯一闯。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在必要的时刻能有人声援一下,我还是拉上了在武汉大学执教的姜海龙兄作为后援。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会议过程中出现过几次唇枪舌战,但并不是针对我——我和朋友其实是多虑了。 25、26日两天的学术会议,被安排的满满当当。赵法生研究员在会议开幕致辞中开门见山地说出论坛举办的核心意图,即在新时期如何建设这个时代的礼乐文明,以及如何在宗教层面通过人生礼仪的构建来安置人生的意义。言谈话语之间,处处体现着一位儒家学者强烈的入世情怀。从会议前后的讨论状况来看,在殡葬礼俗和殡葬改革上,与会学者比较关注的问题有二。 这一焦虑和不满,在论坛召开之前我已察觉到了。24日到达曲阜东站时,已是晚上六时许。会议方事先安排了车辆接站。我与曲阜师范大学的杨春梅教授、中国孔子研究院的黄芸博士还有来自陕西的年轻学者孙建坤坐同一辆车。杨春梅教授的学生和我是博士同学,所以在自报家门后我们便很快熟络起来。特别是当得知我研究殡葬改革时,大家的话匣子便迅速打开。几句话过后,大家的核心关怀便出来了,那就是对当前殡葬礼仪过于简化的不满。杨春梅教授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年届七旬的学者几天前还曾和她提起,其老母亲在过世时丧事办得很是简单、潦草,“感觉都不如一条狗”,言毕,老学者已是泪流满面。车上众人听到这里,也是一阵沉默。 会议中,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华人殡葬礼仪专家王琛发的发言也触及到了这一问题,更是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共鸣。原来,在马来西亚的华人社会,传统的丧葬礼俗仍然有着较为完整的保留。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新奇。对中国大陆“遗体告别仪式”的称谓,王琛发表示出严重地不认可。王琛发指出,在传统的丧葬礼仪中,逝者的遗体是被埋葬了,但其灵魂则回归到家族的祠堂之中、依附在木主之上,成为祖先谱系中的一员。换句话说,逝者尽管依然辞世,但其并未走远,仍然与其家族生活在一起。但是“遗体告别式”的提法,显然只有“别”的意味,生者与逝者之间的联系被生生割裂开来。生与死,完全成为了互不联系的两回事。王琛发的报告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能够看出,尽管参会专家不乏名牌大学的学者,但对于传统丧葬礼仪及其背后蕴含的文化意蕴的了解还是不够的。 其实,殡葬礼仪的过于简化,并不仅仅在学者们看来是个重要的问题,即使对殡葬服务单位来说,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各地殡葬服务单位调研时,笔者均遇到过究竟什么才是优秀殡葬礼俗以及应该如何重建殡葬礼俗的追问。部分县级的殡葬服务机构甚至表示,要采集当地的殡葬习俗自行制定一套礼仪系统。殡葬服务机构对此的兴趣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相对简单的仪式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二是有其经营方面的考虑。要知道,殡葬服务单位的收入相当比重是通过殡仪服务来实现的,由于殡仪服务开展不起来,所以相当多县级机构依然处于亏损状态。 是论坛学者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与会学者多数认为,重建礼乐文明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大家也都认识到,在推动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儒家的丧葬文化应该有其特殊地位。但是,如果按照传统儒家的丧葬礼仪进行全面复古,这条路显然又是行不通的。不少专家学者也都谈到了传统丧葬程序及其背后所蕴含的伦理教化功能。这些都表明当代殡葬礼仪的制定,其实是有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的。 但是,如何使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并为政府部门和社会民众所认可和接受,显然又是一大课题。特别是在殡葬改革启动以来,主管部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朝着儒家的丧葬思想和丧葬制度体系在“开刀”。并且,这种趋势也似乎一直未曾停止过。当下山东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的民间殡葬礼俗改革试点,就是如此。 2016年年初,中央文明办将山东、陕西作为移风易俗的试点省份。在论坛召开前不久,山东省各地陆续出台规范民间丧葬活动的文件,并制成了通俗易懂的“移风易俗明白纸”张贴在乡村各处,规定了一系列的“不准”或“严禁”。据说,有的地方是“八不准”、“九不准”,有的地方则是“十不准”。比如,防山镇胡二窑北村明白纸关于文明节俭丧事标准共有七条。其核心原则依然在于丧事简办,文明办丧。为了体现这一原则,明白纸上规定了“九个严禁,六个提倡”。即严禁披麻戴孝,严禁拄哀仗,严禁使用吹鼓手,严禁使用高音喇叭,严禁扎社火,严禁撒纸钱,严禁燃放烟花,严禁花圈数量,严禁二次装棺;提倡不燃放爆竹,提倡电话报丧,提倡行鞠躬礼,提倡一人一碗菜,提倡树葬、花葬、草坪葬,提倡立卧碑。 为了突出节俭办丧,明白纸还要求控制丧事规模,丧事不得超过三天。乡村丧宴每桌标准不超200元,烟不超2盒,酒不超2瓶。城区则每桌标准300元,烟不超2盒,酒不超2瓶。答谢对象只能是亲属,酒席数量不得超过15桌。相关规定不可谓不细,不可谓不严。关于山东省的殡葬改革,多数与会的儒家学者均难以接受,特别对于规定中的强制性条款表示反感。同时,也又不少学者提出民间的丧葬礼俗应予保护。 在民间丧葬礼俗的保护上,一些专家认为古代的“化礼成俗”、“因俗而治”依然具有时代的借鉴意义。这种提法,其实值得深思。要知道,传统社会的“因俗而治”之所以能够成立,是由于精英文化和底层文化之间有着一定的思想价值观念认同的。对于丧葬文化来说,传统儒家对鬼神的态度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在儒家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对祖先的崇拜和血缘关系的认同,使得古代官方文化和民间社会习俗之间存有一致性和趋同性。尽管一些民间信仰在儒家看来属于“淫祀”,但两者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弥合的。新中国成立后,殡葬改革的主导思想却是“无神论”。基于此一理念而成的殡葬方式,也便成为了国家的“礼”。这与传统民间的“有神论”信仰之间,便形成了巨大张力乃至对立。在这种情形下,要想政府实现“化礼成俗”、“因俗而治”是不易实现的。保护民间的传统丧葬习俗,也更是困难重重。可以说,这也是当前殡葬改革中政府与社会、公权力和私权力之间存在高度紧张的深层次原因。 于是,问题又产生了,那就是究竟当如何来重建当代的殡葬礼乐文明呢?殡葬改革试点,未尝不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已故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家科斯在论及中国的改革前景时,曾经指出县级层面的改革具有非常值得重视的价值。也就是说,试点工作的思路是完全可取的。10月11日,民政部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八十多个地区进行殡葬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试点内容包括健全殡葬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强化殡葬公共服务、改革殡葬管理服务方式、加强殡葬监管执法、加快殡葬信息化建设、深化殡葬移风易俗、推进节地生态安葬和治理农村散埋乱葬八个方面。这一殡葬改革举措,显然值得各界持续关注。 在中国这样广袤的空间范围内进行殡葬改革试点,各级政府部门应当采取灵活而审慎的态度和手段。特别是应该结合各地的地理、生态、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地方性知识,从顶层设计的层面来设计和规划殡葬改革的推进路径。此外,由于习俗本身所具有的长期性、顽固性等特征,殡葬习俗的改变必定是一个缓慢的历史过程。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在民间丧葬习俗的改革上,还是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更多的去作引导工作。另一方面,也应该更多倾听学者和民众的声音。只有政府、民众和学界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才能切实推动殡葬改革的持续深入。否则,一意强制是不会取得预期效果的。周口平坟事件在社会上所掀起的风浪余波犹在,可谓殷鉴不远。 在这一过程之中,对于有志于推动现代殡葬礼仪发展的专家来说,对发生在当下中国的改革发出客观、理性的声音,是非常必要的。对于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从专业知识的角度提出批评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一味批判政府的作为,倒不如尝试性地为政府部门提供一些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建议政府部门应该如何作才能使改革更为有效。此外,有关专家也应该多方借助与民众或者民间社会组织(如红白理事会)交往互动的机会,利用自身的专业礼仪知识去影响或塑造民间的礼仪。近年来,赵法生研究员在曲阜周边农村推行乡村儒学,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当地民众的一些坏风习(诸如赌博、偷盗的)已逐渐没有了。学者的社会实践影响和作用,于此便可见一斑。 按照一般儒家的说法,《周礼》是周公这位大圣人所制定的。有会议专家也希望,当代也能出现一个如周公一样的圣者。恐怕,这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期盼了。会议结束之际,姜海龙兄若有所思地发问:当代中国的丧葬礼仪究竟应当由谁来制定?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可以明确的是,离开了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恐怕政府的改革设计终将大打折扣;而离开了政府的认可,学者和民间所制定出的礼仪也必将行之不远。 孔子有云: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当代中国的殡葬改革自1956年启动,时至今日,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然而,围绕中国殡葬改革的定位、路径和前景等问题,仍然有一系列的困惑存在。在殡葬改革迈进六十一周年之际,希望殡葬改革的设计者、推动者也都能够做到“耳顺”,相互之间博采众长,兼听并收,多方合作,如此殡葬改革才能不断完善顶层设计,并在不久的将来步入康庄大道。对于有志于礼乐文明重建的儒家学者来说,在明了问题的症结后,又如何来做到“知行合一”,更是一个需要思考和直面的问题。正如论坛结束时,赵法生研究员所说:这场论坛的结束实际恰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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