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中国史》:从全球史角度重写“中国史” 2016年10月中文版出版发行。这套书也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难得的一套由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通史。丛书通贯上下,分量适中,权威详尽,获赞“多卷本中国史的黄金标准”。 丛书共六卷,分秦汉、南北朝、唐、宋、元明和清六个时代分野,上至秦朝统一,下至清朝终结,以一种新鲜、紧凑、好读的方式涵盖了公元前2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中国古代王朝兴起、发展和衰亡的历史进程。 丛书面世以来,一直嘉评如潮,《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美国历史评论》《亚洲研究》等近百家媒体争相报道。 这套书也得到了学界专家的高度认同。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史乐民,剑桥大学教授麦大维,牛津大学教授戴彼得,华盛顿大学教授伊沛霞等多位世界知名汉学家赞许有加,一致推荐。 康奈尔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大学等数十所著名学府,更是将这套丛书指定为中国历史课程的教科书或参考书。 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美国著名中国古代史专家,斯坦福大学李国鼎中华文化讲座教授。师从于已故的中国史学大师何炳棣,曾经在美国斯坦福、英国剑桥这些名校任教,主攻中国古代史,本套书的前三卷,秦与汉、南北朝、唐朝,都是陆威仪的著作。 陆威仪将秦、汉两个早期帝国置于全球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进行观察,就这一古典时代的五个主要特征予以深入探讨。全书分十个专题,各专题又以时间演进为序,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秦汉二朝的概貌与演变,不仅覆盖广度令人惊叹,而且笔法精细,见解精到,为我们重新认识早期中华帝国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视角。 1.秦统一了中国,但之后相当长时间里,国民的自我身份认同,该是基于原来的地域而形成的“秦人”、“楚人”、“齐人”等,统一的“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形成,还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 2.秦统一中国后,设置了新的职位“皇帝”,不同于欧洲的君主,皇帝是一个神化的概念,得名于秦国原始信仰中的四方守护神灵,皇帝的称谓,体现了君权神授的思想。皇帝享有比之前的“王”更大的权力,由此秦朝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国家的司法财政军事这些权力,全都抓到中央政府手里,而且这个趋势,一直贯穿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 3.汉代开始,儒学获得了统治地位,并形成了一套以汉字为基础的、为巩固国家而存在的学术体系,又发展成一整套价值体系,从政治领域,延伸到哲学、历史,以及社会行为规范。不过在汉代,这套价值体系的社会的约束力还比较有限。 5.地方大家族势力兴起,他们从中央政府防范打压的对象,一点点变成合作的同盟,并且充当中央和地方基层社会间的媒介,最终地方势力脱出中央掌控,演变成军阀割据,直接灭亡了东汉。 1. 战国时期,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随着知识分子的流动而得到缓和,他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奔波,求学求职或寻求保护,因此形成了更开阔的“天下观”。 2. 或许《商君书》中最令人震惊、最有意义的思想直接产生于这种观念:国家内部任何多余的人或事,最后都会变成自我放纵的寄生虫……任何对人民多余的供给,都会变成一种危险,战争不但能征服敌人,而且消耗了国内任何可能造成国家毁灭的能量。 4. 汉朝一方面吸取了秦的做法,另一方面又在批判它,这就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汉朝放弃了对秦国制度的批判,而采取了对秦始皇本人的丑化。 《分裂的帝国:南北朝》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二卷。作者陆威仪认为,“南北朝”这一名称尽管反映了这个时期政治分裂的事实,但它同样表明中华文化领域的扩张和多样化,并将其视为帝制中国历史上极具开创性的、划时代的时期。 1.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地区频繁的战乱,以及战乱引起的黄河河道失修,迫使原本生活在华北的人向南迁移华东、华南,以及四川,新增人口是这些地方得到开发,文化上也跟中原结合更紧密,从中国版图上的“边区”,变成新的重要部分,也由此开始了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版图。 2.因为门第和依托于门第的人才选拔制度,魏晋南北朝时代社会上层固化,寒门出身的人在政府中上升空间有限,所以知识分子不再把仕途作为唯一追求,转而追求文学、美学、哲学,以及生活享乐,并且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和文学风格,构成了所谓“魏晋风度”,这也是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 3.汉末的军阀混战时期,开始流行将世袭的农民和士兵分别登记造册管理的二元户籍制度,就是“民户”和“军户”。军户以“内部通婚,时代当兵”来换取减免赋税。这种军事制度一直贯穿于南北朝时代和唐朝前期。 4.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战乱局势,导致游牧民族和北方失地流民两个群体扩大,军阀们以这两个群体为主要人资资源,建立起一系列军事化的政权,最典型的是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是底层出身的军事强人,打破门第垄断,建立的政权,由于这些政权建立在军事基础上,所以逐步与社会民众隔离开来。 5.佛教和道教兴起,发源于印度的佛教,让中国人有了“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并且在殡葬礼仪上采用佛教的形式。道教实现了从一种哲学思想到一个组织化的宗教的转型,更多地影响人在修身养性方面的习惯和理念。 2.文学的力量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而不是如早前所主张过的社会秩序决定文学话语权,取得文学成就就成为获得社会权威的重心所在。 3.虽然南北主要大族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开始融合,但直到唐代他们之间的区别依然很明显,北方都有相对朴素和军事化的传统,南方却一直强调文化和个人才智。 4.在某种程度上,南朝所有的精英都把隐逸美学的元素融入到生活当中,当花园、村庄和群山代替了猎场和都城,成为中国文学新的地理中心,乡村,也被带入了城市,成为精英必须掌握的知识内容。 5.佛教的兴起永久性地改变了中国宗教的宇宙观,首先,佛教极大丰富了中国人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其次,它从根本上将灵魂世界道德化了;最后,佛教在丧葬礼仪中变成不可或缺的角色,佛教礼仪能带来佛陀的精神力量,将祖先从地狱中拯救出来。 《世界性的帝国:唐朝》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三卷。一直以来,唐朝堪称中国的“黄金时代”,它在商业、宗教和文化,尤其是文学创作上所达到的成就,远非其他朝代所能匹敌。作者陆威仪抓住唐帝国疆域扩张到极限时的这一充满活力的时期,选择西方读者对于中国历史较为关注的问题,站在中国的外围来观察和描述中国历*为辉煌的唐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诸层面,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息的盛极一时的帝国景象。 作者将唐朝放置在大历史的坐标系中,纵向比较唐朝为中国历史开创的新局面,也横向研究唐朝作为一个国际体系中心,而形成的“世界性的帝国”,并以安史之乱入手,研究其带给唐朝乃至中国历史的影响。 (1)唐朝初年,为有效控制地方,设立了集军政财权于一身的地方军事长官“节度使”,节度使的常态化,以及与地方的结合,为其提供了挑战中央政权的可能性。 (2)由于受胡人文化的影响,李世民构想的唐朝是一个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二元帝国,所以他任用很多少数民族出身的将领,异族将领进入帝国军界逐渐成为定例。 (3)唐玄宗时代的宰相李林甫,为避免节度使立功被召回中央威胁到自己的相位,出台政策规定,节度使一律由“胡人”担任,为安禄山在河北发展势力提供了便利。 (1)政治:唐玄宗流亡,盛唐终结,均田制、府兵制等中国传统政治制度难以为继,中国政治制度走向彻底扭转。同时,河北藩镇根据,与中央对峙,影响持续整个唐代,乃至五代十国。 (2)生活:大城市被破坏,但里坊制也被打破,城市的商业区和市民生活区融为一体,提升了城市经济活力,花街柳巷等场所也随之兴盛,并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繁荣。 (3)社会结构:“士族”逐渐衰落,更多士族子弟走上科举道路,由此和地方联系减弱,越来越依附于中央政府,最终随唐代灭亡而一起消亡。 (4)商业:由于吐蕃回纥崛起,唐朝丧失了西域,陆上的贸易路线受阻,转向海上,沿海的广州等城市繁荣起来。 (5)国际格局:“天可汗时代”的政治影响力丧失,但文化影响力覆盖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北部等地,这些地方和中国一起构成了中国文化圈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体系。 1.在以“稳定统治”的名义下短暂的采取避免冒险策略后,唐太宗逐渐构想出一个宏伟的二元帝国,将传统的“天子”称号体现出的中国统治,与对突厥的支配相结合,标志就是“天可汗”的新头衔。 2. 常常受到苦痛折磨,是真正诗人的标志,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 3. 举子在20岁左右的年纪,就不得不到京城花费很长的时间求学,与家庭离别,因为年轻人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合法的妓女提供的欢愉,包括社交、文化和肉体上的,几乎是无法拒绝的。 4. 侠的范围从和流氓强盗相差无几的人一直到作为后世流行小说原型的“剑侠”。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国家不再能提供保护,使命落在了这样的领导者身上。 6. 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诗歌相比,却是第一批带有自我意识的艺术性虚构作品,它们将人的经历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文学中。考虑到小说在随后历史上的重要性,唐代小说,尤其是唐代传奇,标志着重大的文学发展。 迪特·库恩(Dieter Kuhn),德国著名汉学家,专精宋史,尤为擅长物质文化史与科技史。先后在英国剑桥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研究所和柏林大学工作与任教,现任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系教授。著有《中国丝麻纺织技术史》《地位和礼仪:从远古代到公元十世纪贵族的中国》等。 《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第四卷。作者秉承“唐宋变革观”,将唐代旧制度和旧社会结构的瓦解,与宋代“士大夫”与“道学”、“理学”等新社会阶层与新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出现相结合,帮助我们理解宋代中国历史的重要转型。 这本《儒家统治的时代:宋的转型》,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四卷,如其名所示,本书把对宋史的研究,聚焦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转型”,二是“儒家统治”。 转型,是指经历了唐朝中后期和五代十国的动乱,传统的、由皇帝和“士族”“门阀”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士大夫阶层。 儒家统治,是指,儒家思想变成系统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及社会生活的规范模式,从官员选拔、学术思想、市民生活、家庭伦理、国防外交、商业活动,各个角度,全方面地影响着宋代中国,甚至直接决定了这个王朝的生与死。 最主要的转型是,传统的、由皇帝和“士族”“门阀”共同构成社会上层的旧模式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职业文官”——士大夫阶层。宋以后的中国,就由“皇帝+士族”的模式,转变成“皇帝+士大夫”的模式了。 士大夫是主要通过科举产生、由皇帝任命的、掌握儒学知识,并以儒学思想来治理国家的职业文官集团,不同于“士族”,这个阶层不是通过门第血统,而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各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来界定的。 士大夫虽然是由皇帝任命的,但这个阶层是事实上是与皇帝共同构成帝国的统治阶级,即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 宋代的职业文官,主要通过科举产生,科举的题目是儒学,儒学是通向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在宋代具有统治地位。 (2)经过北宋五子和朱熹等人的改良,儒学从先秦时代的分散的、形而上的、原则性的思想,整理成了一套系统的思维和行为准则。 (2)生活方面,儒家价值观覆盖社会各角落,有礼仪和社会风气的养成,也有极端化的“孝”,以及缠足等陋习的产生。 (3)国际关系方面,宋代倾向于和平,与辽夏金元等少数民族政权共处,同时超越血统的“异族中国人”观念流行。但最终两宋都亡于异族入侵。 1.在以“稳定统治”的名义下短暂的采取避免冒险策略后,唐太宗逐渐构想出一个宏伟的二元帝国,将传统的“天子”称号体现出的中国统治,与对突厥的支配相结合,标志就是“天可汗”的新头衔。 2. 常常受到苦痛折磨,是真正诗人的标志,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 1.士族,是一个世袭集体,由血缘来界定,而士大夫,是一个身份集体,士大夫阶层,不是通过家庭出身和背景来构成的,而是通过他们掌握的儒家经典知识、对儒家伦理道德的理解、各种行政管理方面的才能。 2.在实践三教合一的过程中,佛教和道教代表了个人内在的信仰,而儒学则代表了其外在的修为。2.道德限制使宋代儒学家们的想象力和灵活性收到了限制,但通过他们的阐释,儒学还是恢复到日常事务和私人生活中,它不仅是有教养的上层阶级的行为准则,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3.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可以与数十年前书写排版领域爆发的革命相媲美,后者使打字机被个人电脑取代。4.在1000多年前,宋朝就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国家出现了。宋初的皇帝在理性、效率、前瞻性和经济活力的基础上,开始了中国的转型。简而言之,这些都是开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 4. 侠的范围从和流氓强盗相差无几的人一直到作为后世流行小说原型的“剑侠”。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里,国家不再能提供保护,使命落在了这样的领导者身上。 6. 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虽无法与诗歌相比,却是第一批带有自我意识的艺术性虚构作品,它们将人的经历的重要方面引入中国文学中。考虑到小说在随后历史上的重要性,唐代小说,尤其是唐代传奇,标志着重大的文学发展。 卜正民(Timothy Brook),1951年生,享誉世界汉学界的史学大家,师从孔飞力教授,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美国亚洲学会前任会长。人都说北美汉学,有三个最会讲故事的历史学者:史景迁、孔飞力,还有一位,就是卜正民。主编六卷本“哈佛中国史”丛书,并撰写其中第5卷《挣扎的帝国:元与明》,其他主要代表作品有:《秩序的沦陷》、《杀千刀》、《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等。其中,《纵乐的困惑》获得2000年美国“列文森中国研究著作奖”,《秩序的沦陷》获得深圳读书月2015年度“十大好书”。 这本《挣扎的帝国:元与明》,是哈佛中国史系列的第五卷,作者首次从气候这一环境史的新视角解读元明两大帝国的兴衰,呈现出第一个连贯的生态历史。 作者把中国的元明两代作为共同的研究对象,着眼点放在这个时代的“挣扎”。这种“ 挣扎”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政治传统的断绝;小冰河期气候的影响;欧洲人的到来与新的世界局势。 1.蒙古征服导致的中国传统政治理念断绝,过往时代中对皇权的制衡势力消亡,起到约束的礼法系统也衰落,这个影响持续到元朝灭亡之后,具体表现就是,明朝皇帝个人独裁倾向的加强,朱元璋废除宰相职位,同时将皇帝个人制订的规则置于法律之上。 2.从元朝建立前到明朝灭亡之后,持续4个世纪的“小冰河期”气候,这种气候条件导致灾害性天气频发,并且对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很大影响,如耕地扩张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频发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民变和外族入侵。 3.大航海时代之后,不断出现在东方的欧洲人,跟他们的贸易带给中国大量的白银收入,但同时欧洲贸易体系和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的不兼容,这种矛盾也在一点点发酵,另外欧洲人带来的科技、宗教、武器,也都开始影响中国。 1. 那些看见龙的人宣称,这些偏离常态的现象是皇帝未能留意民生的征兆……如果我们也生活在那个年代,那么我们也会看到龙。 2. 也正是因为规则的弹性,每一次的危机都会变成继承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的解决都要以体制本身应对未来威胁能力的下降为代价。 3. 当皇帝作为上天的化身为灾民下达救荒敕令的时候,世间的一切似乎仍能恢复如常。而当上天变身为市场时,人民很难想象还有什么能够将他们与死亡阻隔。 4. 随着经济的增长,动物的自然栖息地消失了,森林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堪一击,崇祯十五年,南京朱元璋陵的一棵300年树龄的古树被砍倒,两年后明朝覆亡,许多人相信王超的终结是这一渎神举动的天谴——也许他们是对的。 5. 什么才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财政破产?叛乱?满族军事强权?还是天气?正是上述事项的综合作用拖垮了明朝政权。与其思索是什么最终毁灭了明王朝,不如问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问题:明政权是如何维持到最后一刻的?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 作者罗威廉教授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作者用“社会史转向”、“内亚转向”、“欧亚转向”这三个当今西方汉学界研究清史的新角度,带给你一个完全不同的清朝形象。 (3)经济:作者评价清代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市场规模、商品产量、新的组织形式如合股经营、对外贸易,都达到新的高度。 (5)政治:制度创新,如理藩院、内务府、军机处,提高效率明确分工;粮食供应、货币供给、司法诉讼等方面的政策,巧妙借用非政府力量。 1.中华帝国可远溯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始皇,在其漫长的历史中说明了中国可以被征服,但不会永远分裂。中国内部似乎有某种重新自我导向的机制,在经历一段分崩离析的时代后,随即紧接着更长久的整合统一。 2.清朝自己也参与了帝国主义的竞赛,而且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非常成功,西方历史学者已不再将中国描写成一个受害者,而是众多同时期的欧亚大陆星期的近代早期帝国之一。 4. 虽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不过到了清朝中叶,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最商业化的国家……那些19世纪来到中国自称“商业先锋”的向人,认为自己教导当地人交易,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 5. 整体而言,甲午战争是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这场战争首次向全世界展示了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这种脆弱所显示的权力真空,形成了一股帝国主义的洪流,袭击整个东亚。 7.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一个名为“大清帝国”的重要政治实体在欧亚大陆占有一块广大且持续扩张的空间,这个帝国并不是西方人以为的那个对外界漠不关心的“天朝”,相反,其历史在诸多不同方面与全球史进程紧密交织,对此,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 读者会在这一套书中见证朝代兴衰,但也能更多地了解某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不是像在故事书中那样只看到皇帝和大将军们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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