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3岁的卫艳茹,是北京市大兴区殡仪馆的一名殡葬礼仪师。22岁接触殡仪专业,此后的10余年间,她累计主持了上万场遗体告别仪式。   每天接触死亡,但她说自己并未“麻木”。每当面对一条鲜活的生命逝去时,她都会打心里难过,但职业性质又时刻提醒着她,必须学会冷静、刻制——庄重地主持完告别仪式,陪逝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是对他们起码的尊重”。   她很在意自己的职业给他人带来的不适感,不主动与家属握手,怕被说晦气,当别人问起所从事的职业时,她会说,自己是干“民政”的。   卫艳茹把殡葬礼仪师比作“摆渡人”,未来不打算像大学同学那样转行。她说,干殡葬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它连接着生与死的尽头,我们是扶着逝者、送他们往上抬升的送行者”。   5点40分,柏油马路上的夜灯仍照拂着北京三环旁的太平桥西里,卫艳茹像往常一样,早早地换上了殡葬礼服,准备出门上班。   接待家属、核对逝者信息、安排家属站位,紧接着主持告别仪式……60平米的告别厅里,卫艳茹站在遗体的右前侧,正式开始前,她闭眼做了个深呼吸。   “婚礼可以彩排,但葬礼只有一次。”从业11年,卫艳茹最害怕的就是环节出错,“比如念错名字、挂错遗相、烧错尸,这都是大事,不能给自己和逝者留下遗憾”。   哀乐毕,仪式就正式开始了。卫艳茹面对家属,声音洪亮地念完悼词,深深地鞠了一躬,“因为长时间扯着嗓子念词,像金嗓子喉片、龙角散喉糖,我们都是随时揣在兜里的”。   她介绍说,每场葬礼的进行时间不一定,往往会根据家属及来宾人数、悼词长短等因素,适当调整,“短的十几分钟,最长的也有持续一个多小时的”。   卫艳茹主持葬礼还有个小习惯,那就是念的悼词从来不用“模板”。工作正式开始前,她都会与家属沟通准确,了解逝者生平,然后为逝者写上一份“专属”的告别词,并逐字熟读后才上场,“逝者把人生最后一程交给我,想让人家走得安详、体面”。   但休息10分后,她对着镜子,整理好妆发,又投入到下一场葬礼,“干殡葬不是个随心所欲的活儿,今天不舒服了,我请个假,或者表情、状态不太对,这都是不行的”。   她报考的专业,名叫“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全国仅5所院校开设该专业,供需失衡和100%的就业率吸引了并不打算复读的卫艳茹。   按她的理解,“毕业后进入殡仪馆,坐办公室,当文员”,可现实却比理想骨感,“我们不仅要学习卫生、防腐、心理学,连火化机的原理都要学,我当时其实是有些迷茫的”。   2006年,卫艳茹和其他12名同学来到大兴区殡仪馆实习,她做过引导员、烧过火化炉。直到两周后,一具被火车撞裂的40岁男性遗体送入馆里,卫艳茹才真正感受到“职业感”。   “因为当时大兴区殡仪馆负责接收北京地区所有的铁路事故遗体,所以经常能看到一些意外去世的人,那时候跟着师傅做遗体葬前化妆,第一次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感觉”。   她清晰地记得那天,推开停尸房的门,一股刺鼻气味扑来,“戴了几层口罩都挡不住,因为化妆前要清理身体,师傅就让我先拿下肾脏,说实话,当时并没有觉得害怕,想到学了几年的专业能够派上用处,自己的价值好像一下就出来了,特别有成就感“。   2007年,卫艳茹从职校毕业,因普通话好、形象气质佳,她成为了大兴区殡仪馆的殡葬礼仪师,负责接待、主持馆内大大小小的丧事。   大兴殡仪馆的“劳模”榜单上,卫艳茹永远名列前排。她曾拿过北京殡葬礼仪师业务能力竞赛第二名,也曾代表全北京市的殡仪从业人员,参加全国职业竞赛,荣获二等奖。   卫艳茹主持殡葬,常常站在家属角度思考问题,会尽可能地满足家属要求,“面对亲人离去,他们的感受很重要”。   卫艳茹有次搭手从灵车上搬运遗体,一名中年男子因被要求按流程缴纳殡葬费,产生不满,情绪激动地指着骂她,“是赚死人钱的”。   “我当时其实挺难过的,但转念一想,干服务行业,哪有不受气的。”她说,很多家属面对丧亲之痛,情绪失控在所难免,“我很理解的”。   对于殡葬行业,有很多“行业禁语”。卫艳茹说,她从不主动与逝者家属握手、打招呼,“会有人忌讳,说我们晦气”。   渐渐地,卫艳茹避讳向别人提及自己的职业,当有人问起,她会心一笑,“在民政部门工作”。她坦言,倒不是因为这份工作不好,是不想给被人带来麻烦。   两周前,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子因疾病过世,来送行的两位老人满头银发。告别会结束,老两口向卫艳茹鞠了一躬,她说,每次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心里都是难受的,而这样的场景,在她一年主持多达千场的仪式里,只是微不足道的一场。   2017年11月,北京大兴火灾,19名遇难者遗体被送入大兴区殡仪馆。卫艳茹接到任务,去给一位9岁的女孩做告别仪式。   那天,卫艳茹情绪凝重,亲自给小女孩写了份悼词,面对哭得撕心裂肺的女孩父母,她克制着情绪,像往常一样,完整地走完了整个流程。结束后,她哭得不能自己。   与其他职业不同,殡葬礼仪师的行业规则是“殡仪庄重”,而这种职业性质也对他们提出了要求——冷静、克制。   卫艳茹说,她现在不会像2007年刚工作时,每天跟着家属哭。她说,现在每天仍然接触生离死别,变得不悲不喜,并非是变得麻木,没有感情了,“而是学会把工作、生活分得开了”。   “情绪还是有的,但不能外显,家属悲,但你不能跟着悲,你要掌控全局,这才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卫艳茹说。   2013年,曾鼓励卫艳茹入行的爷爷去世了。卫艳茹说,“走的前两分钟还跟人抽烟、聊天。然后忽然就说抽不下去,自己要死了。走的时候没有痛苦。”   告别仪式上,卫艳茹代表家人讲述爷爷一生的生活与不易。整个葬礼仪式过程,她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和主持的节奏,因为她深知爷爷的嘱托,不能给爷爷丢脸。   “他特别有威严,懂得很多,读这个专业就是爷爷支持我的。每次过年回家,我都会陪他,捏捏肩捶捶腿。”   也正是殡仪工作的特殊性,带给卫艳茹很多审视死亡的机会,也让她在女儿的生死观教育问题上显得更加开放。   家里有条鱼死了,她带着女儿将它埋在了楼下的花丛间。她告诉女儿,“每个生命都有一个完结的过程,好好埋葬它,明年就可以长出一朵花来”。   她从不忌讳带孩子去墓地扫墓和来自己工作的殡仪馆玩,“我觉得这种场所是很好的能够对孩子的生死观进行建构的教育基地”。   读书时,班上的50名同学近些年纷纷转行了,但她还在坚持,“我是学这个的,也属于专业对口,养家的事也不需要我管。而且我现在30多岁了,你让我去干别的,我可能真的不知道会干什么”。   北漂10年,她完成了所有社会角色的转型,从工作到结婚、生子。卫艳茹觉得自己很幸福,她渐渐地寻找到在这所偌大城市里的存在感。   20点的北京夜色朦胧,陪女儿写完作业,卫艳茹望向窗外亮如白昼的西三环高架,她说,“感恩生命,想一直努力、快乐、洒脱的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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