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人对父母先后丧亡有“合拊”之俗。合即是把父母的棺柩合葬在一起,使其如生前共同生活一样,死则同穴共墓。在举行合补时,往往重新修理坟墓或扩大墓地。一些大族之家,祖、父数代子孙共同葬于一个地方,这是古代族葬遗风的一种变体。对于先人坟墓,也有改葬的风俗。这种情况的出现,大约有几种原因。一种是由于迷信风水,如发生自然灾异,如山崩水涌,毁坏祖先坟墓,这就要重新移葬。另一种是出于人子的孝心,或满足侈靡的心理欲望。大抵是过去出于种种原因而简易地人地就葬,及至富贵之后,认为礼俗上不够隆重,乃另卜吉地,重新安葬先人,用此表达孝思,也是弥补过去的不足,使心理上得到慰藉。   史载:李义琰为了改葬父母茔墓,多方选择吉地,乃使已故的舅氏移茔以供其葬事。武则天时,宰相苏味道还乡改葬其父,州县官为了拍他马屁,大量征发丁夫赴役,以致侵毁乡人墓田,引起了地方的非议。这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损人利己的行为当然是会受到乡人的谴责。在隋唐时期,亲丧在外,子女有迎棺回籍归葬故里的习俗。这也是一种重孝的表现。如《隋书·李德林传》载,李德林年未弱冠即遭父丧,他“单哀跣足”,“自驾灵舆,反葬故里”。其孝行为乡人所敬慕。若家中无子,则女儿亦千方百计,把灵柩运回故里,若是孤弱女子,则更是为人们所称道。如《新唐书·列女传》便载有以下诸人事迹:王和子,年十七,母早亡,父及兄为防卒戍守泾州,战死。凶耗传来,和子“被发徒跣衰裳”路行丐,独往泾州取父兄之柩归徐州原籍安葬。   宣宗大中年间,兖州瑕丘县女子,年二十四,母早亡,家无兄弟,其父郑仁佐以官健戌庆州,战死。女乃剪发坏形,跋涉千山万水,自往庆州护父丧而归,与其母合葬。此后自庐于墓侧,誓不出嫁。又有萧氏女,其母随父任官居抚州,两人先后丧亡。萧女此时年仅十六岁,毁貌亲往抚州载双亲棺柩归葬乡里。路至宣州,盘费用尽,为舟人所驱逐,乃停厝水滨,后经历千辛万苦,乃归葬故里。这些女子不惜毁容,不辞劳累,历经艰辛险难,迎丧归乡里,这在社会上十分难得,故为时人看作是至孝的行为而被载入史传。唐代任官于长安、洛阳两京之地,若死亡,朝廷允许其家眷就近择地而葬。但一些守礼之家,则躬守安葬乡里的习俗。如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在宣宗初年贬死于岭南,其子历经艰辛万里迎柩归葬于荥阳故里。   唐代制度,一般情况下棺材只能出城,不许入城。但身死于外者如屡历仕宦、居官在外,从军出征死于边防戍地,行旅途中逢凶遇疾死于客途,如有上述情况,其灵柩为家属迎回故里的,则特许人城。这亦是俯从民俗的又一表现。在葬俗上,还有出于种种原因,灵柩长期停放于所居屋室内,未能入土安葬,称为“假葬”。根据《通典》所说,若有假葬,三年即可从吉。此外,对身死于外,暴骨于野,以及贫穷无亲人收葬者,由朝廷官府或社会上个人出资收葬,或者经营“义冢”以收埋骸骨。如隋及唐初,隋炀帝、唐太宗即曾多次下诏为出征高丽而死亡的军士“收葬致祭”,并为之设道场、斋供。唐德宗时,吐蕃“毁盟”,将士多有死难。德宗诏令收骸骨,分别将卒,各具棺木衣服,重葬于浅水原之地。其大将之冢称为“旌义”,军卒之冢称为“怀忠”,以表示朝廷的慰恤。   对因凶荒疾疫死亡的人,朝廷亦多次下诏州县官司,或赠帛,或赠棺木,或收葬掩埋,其用意都是为了使死者得有所安,不使骸骨弃露郊野。除官府以官方经费营办丧葬外,仕宦人家及一些乡里大族亦有用私财经营义冢,以埋葬本族本乡的死者。如唐初李大亮罄其家资,在乡里间收葬五世宗族中无后裔之家,“先后有三十余丧”。这是收葬本族中人死丧的一例。又如代宗大历初,关东发生大疫,人死如麻。荥阳大族郑损,号召乡里,在乡间各置一大墓以葬弃尸,时人称为“乡葬”。此种乡葬后世即称为义冢,意思是指种出于义举的行为。隋唐人把父母丧亡后长期不葬看作是不守礼经,未尽人子孝道的行为,并且会受社会舆论的谴责。朝廷也规定,父母丧亡未葬不准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如崔损,身居朝廷大位,母死,既不言展墓,也不议迁拊,姐亡,终丧不临吊,便为当时清议所鄙薄,“士君子罪之”。   朔方县令郑延祚,母丧殡于僧舍垣地,近三十年未葬,为颜真卿所奏劾,有诏“终身不齿”,官职罢免。此事传扬出来后,“天下耸动”,人人嗤薄,认为这是有失名教的典型。为了纠正此类弊风,五代后周之时,朝廷还下诏规定父母丧亡未葬不准参加选举。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子诏文说:“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典经,是为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殁而多阙送终,身后而便为无主。或羁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榇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王垂训,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有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古无不归之骨,应内外职官及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诏文中除规定官员士人不准参加选举的条令外,也说明了长期不葬的社会原因,其中主要因素便是长期任官在外,拘忌于阴阳择地之说以及营办丧葬时以厚葬为重,限于时间或财力而未能及时做到。   此亦见当时对亲丧长期不葬的社会习俗。隋唐传统的习俗是土葬,此外,在某些群体及少数民族中又有火葬、天葬、悬棺葬等习俗。火葬是死后积薪以火焚之,乃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葬法。开始仅在佛教徒中流行。通常信佛的信士、居士们仍沿中国传统的土葬办法而不改。与火葬相联系的是塔葬,即造塔立墓。其法是在尸体焚烧成灰后置于龛盒中再入土埋葬于砖塔之内。这种方式也是从印度佛教徒中传来。隋唐统治阶级少数人物亦有仿照此种葬法。如唐德宗欲为他信佛的长女唐安公主造一砖塔安葬。因此种葬法与传统的土葬不同,朝廷大臣姜公辅曾提出过异议。但德宗却认为这是管闲事,对学士陆贽说:“砖塔安置,功费甚微,不合关宰相论列。”姜公辅的论谏,主要是从维护传统葬法以正社会风俗出发的。天葬也与佛教信仰有关。根据《旧唐书·李暠传》记载:在山西太原地区,旧俗有僧徒习禅为业,及死,“尸体不敛,却送近郊以喂鸟兽”。   此为习禅佛徒的葬法,且已成为风俗,官吏禁而不止。悬棺葬是西南少数民族的葬俗。其办法是把棺材悬在山崖之上,架木搁置。唐代西南的“武陵蛮”其葬俗颇为特殊。葬时以笄向天,其俗以为“刺北斗”,相传为上古盘瓠的遗风。隋唐时期,周边少数民族还有殉葬之风。唐太宗死,突厥族大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即悲悼异常,曾以突厥遗俗,请以身殉。唐出嫁给突厥磨延啜的宁国公主,在磨延啜死后,其国人便欲以公主陪葬。公主以汉法无此礼俗加以拒绝,虽未以身殉死,但亦免不了按突厥习俗“面“毁容”以从其俗。吐蕃族亦有殉葬之俗。史载其习俗君臣之间有五六人共结为生死之交,称为“共命”。君死,臣便自杀以殉。如论钦陵死时,“左右殉而死者百余人”,可见其盛行程度。唐使者刘元鼎曾出使吐蕃,亦记其丧葬之俗。他说:吐蕃贵族地界中“坡皆丘墓,旁作屋、赭壁、绘白虎”,“生衣其皮,死以旌勇,殉死者痤其旁”。   又汉族中,亦有以妻妾殉葬之事。如隋末在江淮起兵反隋的杜伏威军中便实行军士战死者“以其妻妾殉葬”的制度。用这种办祛激励军士究属一种残酷而无人道的行为。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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